什麼是經方？

筆者狹隘的理解為《傷寒論》中的部分方劑才是經方。如果寬泛來看，一切方劑皆可為經方，區別只在於效能不同。這麼說的話，經方不妨定義為效能最優秀的那些方劑，事實上，它的主體依然只存在於《傷寒論》中。因為臨床治療依靠的是這些方劑，所以筆者稱其為「東漢工具」。

什麼是經方的理論？

即東漢版的《傷寒論》，它的方法論是什麼？因為張仲景時代距離今天已經1800多年，因客觀條件限制，難於考證其思想？所以筆者假設東漢方法論為X。

而目前中醫存在兩套方法論。一套是「金元方法論」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指導藥物應用，筆者定義為A。另一套是被徐靈胎提出，但未引起共鳴，後同樣被日本的吉益東洞提出，卻引發異域狂飆突進之革新，這就是我們不再陌生的類方、類藥思維的方證、藥證理論，筆者稱為「吉益方法論」，定義為B。當然徐靈胎醫家是需要紀念的！

那麼，X=A？還是X=B？

筆者曾經從中醫藥的起源，從神農嘗百草的傳說中進行理論上的推測，以為B接近X的真相，但此想法不免引人詬病，而且又有竊人之美的嫌疑。所以筆者就客觀認識B，它是幾百年前提出的新理論。

雖然中醫是經驗醫學，但從近幾百年的中醫發展來看，它也遵循一個科學發展的規律：先有理論的突破，然後帶來技術上的革新。

吉益東洞的類方、類藥思維一方面離不開西方文化傳入日本的時代大背景，新的哲學、邏輯思想轉變了人們認識時代、認識事物的思維，不再拘泥於此前中國的陰陽五行文化思維；另一方面離不開日本原生態的純樸島國民風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距離結束的戰國時代並不久遠，類方、類藥思維其實也是一種原始的思維方式。

吉益方法論的產生，開啟了東漢工具應用的新時代。今天的經方醫學成就，其實就來自幾百年前的那次思維突破。所以，中醫的發展，一樣不會脫離科學發展的基本規律。對金元醫學也是這個道理，沒有張元素這個書生，那有後面的金元四大家。

在吉益方法論產生以後，矛盾就產生了。X=A？還是X=B？這個問題就像中世紀的歐洲爭論「地心說」還是「日心說」一樣，筆者不在這裡討論這個問題，而是想闡述B方法論指導下的中醫學是一門開放體系的學科。

隨著吉益時代在日本的發展，西醫學也登陸中醫學的故鄉，中醫學的噩夢隨之來臨。

筆者在這裡想引用兩個考古概念，「陶器」與「鐵器」。中醫中的藥物離不開陶罐，而西醫學的發展離不開解剖刀，所以筆者把中醫稱為醫學的「陶器時代」，而西醫稱為醫學的「鐵器時代」。從「陶器時代」到「鐵器時代」，代表著思維的革新，工具的革新，生產力的提高。「鐵器時代」的繁榮，必然導致「陶器時代」的衰退，這也是如今我國醫學的現狀。但是否有了鐵器，就不用陶器了呢？這也是如今我國醫學的爭論。

西醫是順應時代產生的，雖然它有種種弊端，但這個學科的優勢、它的進步性是無需懷疑的。「陶器」生活在「鐵器」時代，要想的問題不是打敗「鐵器」，而是如何在一個新的時代中發展自己生存下去，就像我們今天每天吃飯的「碗」一樣啊，它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

而這，需要一種開放的學科體系！也即使說，「陶器」要包容「鐵器」。

遺憾的是，方法論A不具備，它在最基礎的學科理論上有衝突，臟腑學說之於解剖學的矛盾，這也是近代中醫論爭的焦點，具體人物就不羅列了。所以，方法論A看西醫總是不順眼，恨不能要把它從我們的中醫高校中趕出去。

方法論B就沒有這個麻煩，因為方法論B中沒有臟腑觀念。方法論B談論的是證。證構成的基本要素症狀、體征等，西醫學也要討論。《傷寒論》上說「頭痛，發熱，汗出，惡風，桂枝湯主之」，「頭痛，發熱，汗出，惡風」這也是西醫學所認識到的人體感冒的症狀，有區別的只是治療方案，你用阿司匹林，我用桂枝湯罷了。僅僅是這樣還不夠，方法論B沒有臟腑觀念，顯得沒有根基，它乾脆就寄生在西醫學體系之上算了。拿溫膽湯為例，溫膽湯是一張壯膽的方劑，方法論A解釋溫膽湯不免要扯上「膽」是「中精之腑」，「膽者，中正之官，決斷出焉」這些。但方法論B不這樣了，它面對的是西醫學，它尋求的是西醫學的理解，就不需要再在臟腑理論中去印證了，溫膽湯的作用是調節精神狀態，走中樞的。

所以，方法論B與西醫學是沒有矛盾的，西醫學倒成了經方應用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東漢工具還是那些東漢工具，方法論B沒有丟棄，方法論B帶來的是思想的革新。

關於什麼是東漢方法論，筆者已經不關心了。有了吉益方法論，筆者已經找到了西醫大環境下中醫生存的策略，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讓人欣慰的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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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文摘自《網路文章》，作者/巴窗夜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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